李修文:我想做文人,而不只是作家

文章来源:《大河报》 作者:张丛博 刘袁抒 时间:2018年11月21日 字体:

“我想做一个文人,而不是做现代意义上的一个作家。”

43岁的李修文并不喜欢如今流行的跨界、多栖这样的词,因为创作之路上的风景从不单一,从小说、散文到影视、戏剧,“我笔下,什么都有可能去写,古代文人不存在束缚”。

和深耕一个领域的作家不同,李修文是通过不断跨界来激发自己的新可能。在年纪轻轻凭借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一鸣惊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自我怀疑。当在作家圈里相对沉寂之时,他在影视界如鱼得水,屡出佳作。

经过近十年的蛰伏,李修文携首部散文集《山河袈裟》强势回归,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今年7月,他还成为湖北作协史上最年轻的一届主席。11月13日晚,李修文在郑州接受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专访。

只要反抗过,就是有尊严的

几年前,李修文和作家叶舟去甘肃庆阳游历,在一座石窟前面,他突然觉得某种慷慨之气就围绕在他们周边,他便对叶舟说,从此以后我要写些配得上眼前山河大地的文字。

在李修文看来,中国古代文人一生的关键词并不是写作,而是踏足于山水之间,上下奔走,中国好文章大多有山河气,这正是他所渴望的文章境界。

《山河袈裟》就是这样一本书。“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大多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以上种种,是为我的山河。”李修文说。

《山河袈裟》写了十年,被他称为“脱胎换骨之作”。书中共计收录有《羞于说话之时》《枪挑紫金冠》《每次醒来,你都不在》等34篇作品。李修文记录下了一群被时代裹挟了命运的人:潦倒落魄的下岗工人、没钱回乡的农民工、艰难抚养孩子的陪酒女、医院等待死亡来临的病人……几乎篇篇都是小人物。

李修文迷恋小人物身上的生命力。《山河袈裟》里写的便是小人物在屈辱和苦难面前的倒下和不倒下,“但是倒下并不意味失败”。

面对沉浮于泥淖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李修文深知自己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们的处境,但至少可以用微薄之力通过作品告诉他们:就这么活着吧,你们已经足够令人尊敬。

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这样赞赏:“他把世界上那如蚂蚁一样生死的草民的情感与尊严写到浓烈而令人神伤,他使渺小的人成为人而不是众生,他使凡俗之人成为个体而不是含混的大众。”

“我曾经无数次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像剑悬在头顶,像灯笼提在手中。”在今年9月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李修文说。

《卷席筒》是中国版《小王子》

谈及人性的认识和启蒙,李修文脱口而出:戏曲。

在李修文的家乡,逢年过节请戏班唱戏的风气甚浓,父母也是戏迷。潜移默化中,李修文对戏曲也产生了强烈兴趣,《山河袈裟》中也写到了戏曲。

在坚定做一个中国写作者的过程中,戏曲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和滋养,提供给他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角度。

“我看了很多戏,也喜欢河南的豫剧、曲剧,我觉得河南曲剧《卷席筒》是中国版《小王子》,只不过我们的这个内容更加丰富,小苍娃经历了更多苦楚。”

李修文认为,戏曲对于中国人不是简单的几出戏,而是离中国人最近的仁义道德。“过去,在孔孟之道无法抵达的穷乡僻壤,戏曲代其进行教化。戏曲中融入了伦理道德、中国式审美、传统人情世故。几千年的历史中,戏曲发挥了和圣贤书、诗词歌赋同样重要的作用。”

因而在他下一步的创作计划中,将很可能尝试创作一部戏曲剧本。

李修文致力于挖掘中国人的独特生命力以及某些血脉中延续的静水流深的东西。“我希望可以写出活在此时此地的中国,写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可被替代的情感和心理。让我的写作匹配上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灵。”

李修文喜欢《聊斋志异》,他认为《聊斋志异》是在一个被异化的年代,创造了一个丰富斑斓的虚构世界,深刻刻画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万生众相。

“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一本现代版的聊斋志异,那作品中应该不会是狐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手机鬼?该用什么表达形式与叙事手法去表现今天中国人的异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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